——我与1979-1999年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张建国

      张建国，男，1949年生，汉族，河北人，197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研究员，退休。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空间学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卫星地面系统领域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总工程师、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用户委员会秘书长等。主要从事卫星遥感地面系统领域的研究，以及数据接收站网与卫星数据接收系统技术工程建设。参与完成我国陆地观测卫星地面系统规划论证；参与完成中国资源卫星地面系统早期总体论证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筹备；作为总设计师，主持中国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等的设计研制与工程建设，支撑我国陆地观测卫星等在轨运行与数据服务。

一、引言

      1972年美国Landsat系列卫星的第一颗星ERTS-A升空，揭开了民用陆地卫星遥感的历史进程。由于适用而持续的数据支持，陆地遥感之风在全世界掀起，从科研领域迅速向社会各方面传播，推动遥感应用的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发展，这进而又促进着空间技术与设施的进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许多科技、教育工作者强烈希望引进和应用卫星遥感技术。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相关执行文件中说明，中国将购买美国的地面站，以接收美国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分发的地球资源信息。

      1979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其地面系统部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七室为基础，扩充来自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基本科技队伍。由此开始了我新的职业生涯。当时我在自动化所七室，室主任是陈贻运先生，副主任是王新民先生和王承业先生。进入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以后几经变动，陈贻运曾任总工程师，王新民成为首任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站长，作过七室课题组长的李志荣先生、戴自炘先生分别担任副站长和地面站总工程师。国家科委1987年批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制独立，系直属中国科学院领导的科研事业单位暨国家遥感中心遥感卫星地面部，以下简称地面站。

图1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二、参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筹备建设

（一）地面站事业的启动。

      1978年邓小平批示“地面站设备可以买”。为此，中国科学院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论证，室里一些同志紧张认真准备相关论证资料。1979年夏我还在参加课题科研工作，傍晚在三里河的住宅院里遇到同事张良甫，他肩上斜挎背着一个又长又粗的纸卷筒，里面卷着几张当时难以得到的美国陆地卫星拍摄的图像相片。那时国人见过卫星遥感图像的真不多。他们几人协助陈贻运、王新民已忙乎了几个月，常常通宵达旦；此时他头发、胡子老长，满脸疲惫又充满兴奋。问他这么晚怎么还向外面跑，他扬手一指，高喊了声“国家计委”，就急冲冲骑上自行车，消逝在夜色和路灯光里。这一幕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看到日后遥感应用翻天覆地的变化，仍能够回想起大家当年的激情。

      对于地面站的建设，邓小平高瞻远瞩果断地拍板。不仅他访美签约，并且日后还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亲笔题写站名（见图2），留下中国科技发展史和中国对地观测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我国航天科技人员艰苦努力下，十三年以后，我国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一号升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提前服务，不仅准备了遥感数据应用的基本技术环境，保证了国产数据迅速获得普遍应用，而且为国产遥感卫星研制发射提供了可靠支撑条件。时光再经十年，在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主任吴美蓉陪同下，我国航天事业前辈任新民先生兴致勃勃地参观密云数据接收站。老先生在10米口径天线反射面下，满怀感慨地对我回忆起当年引进地面站时几次论证的情景。此时国产天线和国产卫星数据已经成为主力设备和主力产品。历史证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遥感事业的发展。

图2 邓小平同志题字

（二）设备引进与专业技术培训。

      在技术引进工作中，王大珩、吕强、曲守慈等先后率团访美。为了既实现技术目标同时又为国家节省宝贵的外汇，在对美国和欧洲设备制造企业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和基于利于合作发展的考虑，最终的设备引进没有选GE公司等，而是一家小公司SASC，天线系统为Scientific Atlanta产品。另一方面，利用考察、培训和接机的机会，王新民、潘锦杜、戴自炘、蔡君勇、潘习哲等20多人先后赴美国学习。在当初为外国专家服务的西颐宾馆大厅,临时分隔成大大小小若干房间。筹建地面站的科研人员整天泡在成箱成堆的外文资料中，他们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学习地面系统知识。

      在我完成地面系统部图像技术研究室的课题任务后，王新民在他的办公室对我一脸严肃地说：“小张，现在我不是征求你个人意见，而是分配给你工作任务：去巴西地面站进修”。就这样，1984年底至1986年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巴西空间研究院INPE的图像处理部工作一年多。

      巴西INPE图像处理部负责美国陆地卫星、法国SPOT卫星获取的遥感数据的存档和标准产品生产。在巴西的INPE院长Nelson Parada亲自安排下，这段进修使我从数据处理系统、底层的系统语言架构、系统架构与流程结构、信息集成与状态控制、预处理任务、生产方式甚至操作人员分级管理等多方面获得许多基本知识。一年后地面站首次独立设计研制遥感卫星数据预处理系统，我的以订单执行驱动生产流程和系统信息交互的设计思想，便是从INPE的系统得到参考借鉴的。

（三）地面站的机构定位与建设。

      198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陆地卫星地面站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引进、建设和运行、管理，建成后向全国有关部门开放服务。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设施基础方面是白手起家的。本部机房,无论用于数据存档、计算机处理和光学处理系统均是利用北三环西路西颐宾馆的老房子改造而成，但是数据接收站必须解决选址问题。1979年成立了接收站选址小组，蔡君勇任组长。选址小组在北京郊区和河北附近地区调查、测量，积累了大量数据，经过大约一年半的野外工作和分析论证，1981年初选定北京密云县金叵罗村东南侧为数据接收站站址。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国内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国际方面的积极配合下，1986年5月系统投入试运行。同年12月，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12月20日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落成典礼隆重举行（见图3）。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济慈、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副院长周光召、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布莱恩、NOAA官员，以及有关人士200多人出席剪彩仪式。12月26日，邓小平题写单位名称“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图2）。从此，我国拥有了自己的地面数据源，中国遥感应用揭开全新的一页。

图3 1986年12月20日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落成典礼

三、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设施运行与服务

（一）保障规范化运行，提高产品质量。

      从研究所到地面站，我们经历了从科研向运行和产品服务转变的过程。首先是观念的改变，从试验、发现发明和论文研究的状态，转换为不断实现业务运行规范化、高质量服务的状态，为数据用户提供高科技产品。只有努力实现这个改变，才能从科研机构转换为公共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通过建站初期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在设施建设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地面站都迅速取得成果，产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度在国际地面站业内得到无容置疑的承认，获得外国同行的高度评价，RSGS（China Remote Sensin g Satellite Ground Station）很快在世界上成为民用遥感数据最重要的提供者之一。

      除了场面上对中国同行的认可，我还听到美国工程师对一些旧同事的评议，印象比较突出的是对负责图像输出处理系统的顾钰昌的赞佩，十几年后私下仍称他“杰出”、“深刻”、“不寻常”，那时他已经病逝多年。上世纪80年代地面站印制的大幅单页年历很受数据用户的欢迎，第一张采用的是黄河入海口胜利油田的Landat遥感图像数据，就是他加工的作品，当时就得到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在自动化所时我俩二人共用一间20至30平方米的实验室，是并肩战斗的同伴和亲密的朋友。我这半边挺乱，他那半边总是井井有条。他学问好、爱思索、话不多、个性强，住在行政楼的北部集体宿舍一侧，钻研业务可谓废寝忘食，干到下半夜是寻常事，周末也很少休息，尤其是公认在图像增强和光学处理技术方面取得相当造诣。若中午有闲时与邵贝恩下下围棋、伴一杯滚开的浓茶，除此别无嗜好。某年元旦之前下午阴沉冰冷，我出差回京去医院看他。他因食道癌瘦得脸上只剩一双大眼睛自语“该见的人都见了,我可以走了。”我鼓励道“好好恢复，以后还要一起打排球。”他惨淡一笑。分手时夫人吴慈懿大夫送我到电梯，悄声说：“住院之前他把所有工作的事情安排得仔仔细细。这几天总是数人头，就是在等你。他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假期之后人就走了，每想到此就从心底酸楚，我会永远怀念他。顾钰昌是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站人员第一个离开我们的同事。

（二）地面站数据的接收与应用。

      为了卫星遥感向各个邻域各个行业推广应用，王大珩先生对我们讲“同仁堂有坐堂大夫现场给人号脉，地面站也要有坐堂大夫。”为此，地面站一方面加强用户服务部的相关工作，如增加专业服务技术人员岗位、出版《用户简讯》、举办各类用户培训活动等，另一方面加强数据应用示范推广合作。比如，利用地面站面对各行业应用又无行政关系的地位，以及直接获取数据的方便，通过遥感应用研究室的课题、数据处理室深加工的课题等，结合应用实践，探索提高数据加工的技术水平，助力数据应用。数据应用研究方面的工作取得一些成果，占据了地面站早期成果的相当部分。

      有了地面站，随着用户和产品数量快速增长，遥感迅速从研究室、大学课堂走向实际应用，首先是促进产业部门应用强劲发展起来，比较突出的包括在地质物探、国土管理、水利建设、林业规划、农业规划等领域。我国遥感技术应用可谓面貌一新。

      除了尽心做好标准化产品，在发生紧急重大情况时，或应有关部门直接要求，地面站也制作特殊产品，加工出专题图件，典型事例如下：

      ——1987年5月，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持续27昼夜，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烧毁3座城镇，死亡193人，成为1949年以来损毁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重的特大灾难。地面站日夜加班，紧急提供受灾地区遥感图像。后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授予地面站“扑火救灾先进集体”称号，相关研究“应用陆地卫星TM数据进行大兴安岭林火实时监测和灾情分析”获1988年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珠江等多条河流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29个省市受灾面积超过3亿亩、人口2亿人，死亡4000人。武汉、九江、哈尔滨等遭受严重灾害，数十万军人救灾抢险，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一线。地面站连续奋战，向国家和地方抗洪救灾领导部门提供大量相关数据产品。灾情不断，热线不断，加班不断。卫星遥感提供了直观的决策依据，有力地发挥了支持保障作用。

      在洪水危胁哈尔滨城市时，为了第一时间得到灾害现场情况，心急如焚的黑龙江省来人直接坐到密云站机房，说是要亲眼看着天线转动、高密度磁带机记录、磁带装车、磁带运送至数据输入系统，……看到图像，省里的来人对画面指指点点，激动地直呼“我们也成专家了”。待到黑龙江省在北京长富宫举行的抗灾新闻发布会时，会场挂满大幅灾情遥感图像，到处是记者，副省长与我们在现场的地面站人员一一握手，一再表示感谢。每到这类场合，地面站人常百感交集，所有的加班都值得了。国家有灾，地面站人从未迟疑！

（三）用户服务与用户会议。

      遵循服务全国遥感应用的指导思想，地面站提出召开用户大会的建议，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批准。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当场强调：“用户大会应当成为连接地面站与广大用户的纽带和桥梁。”这句话生动归纳和体现了地面站业务活动的宗旨。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92年5月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首届全国用户会议在北京龙都宾馆召开（见图4）。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学部委员王大珩、陈述彭和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中央21个部委、25个省市自治区150余名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用户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用户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全国用户会议分别于1994年5月和1996年5月召开，每次会议参会代表均控制在150人之内。陈宜瑜、艾长春、林泉、郑立中、陈芳允、徐冠华、李德仁等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组织用户委员会是为了建立比较便捷的用户沟通与监督机制。估计因为最初是我向王新民站长提出用户大会想法的，所以，第二任站长潘习哲布置我起草用户委员会章程，交付讨论并上报胡启恒。水利遥感中心主任曹述互担任第一届用户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承继成、地质矿产部副司长高延利任副主任。全国用户会议和用户委员会成为一种常设机制。我担任了第一、二、三届用户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后由用户服务部主任寇连群接替。

      全国用户会议和用户委员会机制构成数据使用与数据源、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的渠道。各方面打交道的人直接见面，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开诚布公讨论，会上会下气氛十分热烈，促进了交流合作。致力于数据应用服务使我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多年以后老友们谈及这段经历，满是快意。为了配合用户会议，1994年5月地面站印发了两本学术论文集。此书命名《陆地卫星遥感在中国——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第二届用户会议论文集》，按照论文内容分为两册，分别为数据用户遥感应用研究和地面站技术研究。这份材料当时在国内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遥感卫星地面站论文部分收集论文70篇，其中我的研究研制报告有6篇，成为收录文章最多的作者。

图4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首届全国用户会议在北京召开

四、地面站的国际合作与新数据源的拓展

（一）多渠道开拓国际遥感卫星数据资源。

      为了保障数据资源、丰富数据产品，自建成起，地面站积极拓展卫星遥感数据源。地面站先后与多国和国际卫星组织建立业务关系，开展多种形式的数据接收合作。除Landsat系列遥感卫星Landsat 4，至2000年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接收数据的陆地观测卫星扩大至9颗，见下表。

表1 至2000年地面站接收数据的陆地观测卫星

（二）国际合作丰富多彩。

      在潘习哲站长领导下，本人与美国NASA、NOAA、USGS，欧空局ESA，法国SPOT Image，加拿大CCRS、MDA，日本NASDA、RESTEC，印度NRSA，泰国NRCT，南非SAC等单位或机构开展业务衔接。

      为了给我国数据用户努力开拓遥感卫星资源，至2000年我是地面站出国最多的人之一。其间接触的很多人成为朋友，其中最难忘泰国遥感中心负责人Dr.Suvit。他诚恳正直敏锐细致，在国际会议上一旦发言滔滔不绝，经常提出独特的观点，而且比较客观公正。在数年来往中，不仅现场见识他准确的专业判断、精彩的业务发言、从容的协调能力。

      1996年在南非参加会议（见图5），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唯一代表。一进会场就发现台湾代表的席位牌标识为“Republic of China”，马上向大会主席提出异议，随后放倒了本人和台湾代表的座位名牌。

      1999年5月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轰炸，就7月在美国召开的陆地卫星运行工作会议LGSOWG，尽管主办方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和大气海洋局NOAA协调办理了签证，本人主动拒绝参加会议。

图5 参加1996年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陆地卫星地面站运行会议

五、深化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

      面临大量的技术发展问题，毕竟是中科院的研究所，运行线上的技术人员，也都参与课题工作，研究室科研人员基本上都身兼数项。可以说，即便是单位的主体从研究所转变为生产运行线，依旧不变的是：科技研究渗透血脉。各方面新研究题目不仅一天也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我作为直接管理地面站科研约十年、并且承担地面系统技术发展研究的人，颇有切身体会。

（一）一部研究促进地面站发展的历史。

      地面站积极推进科研，大致可分为遥感应用研究和设施系统研究两类。至20世纪末获得的奖励包括：“我国金矿成矿模式找矿选矿方法研究”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航空磁带预处理系统”1991年、“SPOT数据预处理系统技术”1993年、“重大自然灾害遥感监测评价”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立与系统功能发展”和“应用陆地卫星TM数据进行大兴安岭林火实时监测和灾情分析”1988年、“TM图像信息特征及其在南皮县土地资源调查监测中的应用”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飞点扫描图像输入输出装置研制”1982年、“大面积TM图像快速数字镶嵌”1990年、“陆地卫星TM图像按地形和按行政区分幅的配准处理方法”1991年、“遥感数据成像系统定量控制和假彩色合成技术”1993年、“多卫星遥感数据地面接收系统”1997年、“SAR与TM信息融合技术研究”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洪涝灾害遥感监测评价”1996年获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八五”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证书。

（二）做好地面站技术基础，保障系统运行。

      海量高速数据的实时记录是接收系统关键重要技术环节之一。早期的数据接收系统，使用高密度磁带机HDDR在卫星过境时记录下行数据，其中，包括探测器获得的遥感数据，作为接收系统关键设备，当时每部HDDR价值超过20万美元，每个32道轨迹的磁头售价超过1000美元，规定使用寿命100小时。接收站每天接收记录多轨卫星数据，还要到处理系统去回放，都要使用HDDR，磁头磨损消耗成了大问题。主管HDDR的杨祥福对此事上了心。他负责两处机器的补偿调整与保养维护，居然动手用小锉刀精细地完成了磁头整形加工的精密活儿，通过测试误码率，完全达到技术指标要求。上个世纪国家外汇紧张，HDDR磁头延寿加工的成功，首先是大大节约了宝贵的美元，直接助力支撑地面站日常运行。杨祥福是自动化所的老人，公认胆大心细、古道热肠，直来直去、从无私念。

      地面站数据接收系统放置于密云溪翁庄，存档处理和分发系统放置于北三环西路。密云站距离北京本部约100公里，接收记录的数据只能通过公路，以汽车运输磁带的方式传递到存档与处理。以当时的环境条件，这种局面实属不得已。上世纪，记录卫星高速率数据的HDDR是受贸易限制的设备，意义不必多言。最初美方只同意出口2台，对于日常运行设备这种配置在系统技术可靠性方面显然不合理。中方提出4台机器的配置方案，做事做题一向一丝不苟的王新民急得上火，在华盛顿不辞辛苦、四处奔走，与政府部门、公司、各种机构诸多方面沟通，坚定而耐心地表达意见。1983年12月，美国政府终于同意按原设计全部要求出口地面站系统。半年以后得到通知：巴黎统筹委员会通过审议。随着系统能力扩充，日后地面站又陆续添加多台HDDR。90年代经过预研、设计系统已不使用HDDR了，但是老领导王新民单枪匹马勇闯美国国防部这一段佳话，不应当被遗忘。

      为了制作大幅面遥感图片，需要大幅面光学放大机。地面站光学图像处理室主任周承宪改造了一台机器，可将照明光源和透明胶片升至屋顶，从机械设备方面解决大幅相纸照片的高质量照相产品，包括变化使用三个光谱波段以及更多波段、甚至Landat全部7个波段的数据，评议时会议室墙上五光十色，全是信息表达对比的照片。

      就密云站天线故障修理问题（见图6），地面站人面对严重挑战，充分展示出迎难而上、积极进取的负责态度。副站长王杰生挂帅，请缨出战的先后有赵克明刘炳华组合、周承宪、杨仁忠、李传荣唐伶俐组合。1999年初夏潘习哲决定：新建天线系统提前试运行。在地面站中层干部在密云集中学习期间，对这次危机形成共识，随即潘习哲在机房找我商议对策，商定一是我确保手中未最终验收设备的安全使用，二是我着手组织启动大修，被称为“地面站第一号课题”。

      这一事件启示我们，面临任何困难时都务必冷静应对沉着办事：一是可靠性优于先进性，运行系统必须有应对意外的技术手段；二是随着计算技术、网络与电子技术越来越如遮天盖日之势，机械仍然是基础；处理不当，机械问题可影响全局；三是人是第一要素，一切亊在人为。

图6 密云站员工进行天线护理(1999年)

（三）加強课题研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在地面数据接收、数据记录、数据预处理、快视处理、产品与格式处理、存档与管理、检索服务、光学图像处理与输出等等环节，始终重视遥感卫星地面系统及相关领域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运行支持保障、服务扩充、性能增强、技术试验、业务发展各个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比如，Landsat能力扩充数据处理技术研制、多CPU并行处理系统技术研制、数据处理软件研制、航空磁带数据处理系统研制等等。

      我自从数据处理室调入业务办公室，协助管理研究所科研8年。院高技术研究发展局局长顾文琪曾说：老张一进院机关，不去8个办公室不算完，找他最好中午到食堂。我曾经为自己规定了“三不”：没有贡献主要观点不署名文章，没有承担相当工作量不参加课题，没有投入相当时间具体指导不带学生。负责单位的科研管理工作以后，我提出科研处长不应参加课题。如此一来我此生名下仅有过一名硕士研究生，还是请杨仁忠辅导的；而且我承担的单位课题研究都在90年代之前，之后除了国家工程项目，再未参加研究所课题，这是对自己的约束。

      在自动化研究所七室承担的课题“飞点扫描图像输入输出装置研制”，1980年才结束。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获奖人员在戴自炘、罗珍之后我排名第三。以后我完成了磁盘阵列高速遥感卫星数据记录技术研究、日本JERS-1数据预处理技术研究等，均是国家计划的先期预研性项目。

      1986年陈贻运邀我加入SPOT卫星数据预处理系统研制工作。我即与美国大使馆联系，从巴西直飞美国投入试验开发，后转场回国继续做。由于种种主要是非技术原因，项目几经波折，再后又重组队伍，改由梁泽环领导。辛岩、尤宗江、宫敏、黄文兴、梁泽环、罗珍、张金平、杨仁忠、侯伟学、王南燕，还有4位小伙子等都先后参与，经历许多曲折终于完成系统研制。我总也忘不掉项目的最后阶段，我调流程、黄文兴调驱动状态、张金平调接口控制，在实验室嗡嗡作响的灯光下的多少日日夜夜三人相伴。环绕一圈摆满台面的是机箱、仪器的荧光屏阵地，挂了一墙的是多通道逻辑分析仪记录的波形图，梁泽环开玩笑说那是天书。谁进门望着满墙的图都摇头，那却是我们调整系统的重要参考。虽说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感觉十分充实。

      SPOT系统以微机并行和阵列处理器系统为基础架构，以汇编语言与C语言为基本工具，大量使用EPROM编程等技术，从高密度磁带HDDT数据输入开始，经格式处理、载荷数据处理、实时快视处理、0至2级处理、磁盘与CCT产品处理等，并完成业务流程管理、操作分级管理、用户服务管理等。参加技术测试与鉴定的专家马上表示：这个项目不是技术研究，而是较完整的工程系统研制。1990年项目通过验收鉴定（见图7）。电子所老先生陈宗骘作鉴定组长，朱运宝、吴美蓉、胡如忠等都是验收专家组成员。“SPOT数据预处理系统技术”于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人员在陈贻运、梁泽环之后我排名第三。

图7 SPOT数据预处理系统技术鉴定会(1990年)

（四）国家的设施，国家的肯定。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早期建设和发展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为单位题辞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务委员宋健等领导。

      199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视察地面站，国家科委副主任徐冠华、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等陪同。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预处理系统机房、存档磁带库、运行管理机房、用户服务部等。在地面站的会议室，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并转达江泽民、李鹏对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衷心问候。温总理是专程到访地面站的最高级领导人（见图8）。

图8 温家宝1997年1月9日视察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六、建设中国陆地卫星地面系统

（一）参与筹建中国资源卫星地面系统。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发展，经历1999年中国资源卫星发射，自此地面站具体的工作重心转向国产卫星数据服务，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

      1987年开始，地面站先后派出李志荣、胡德永、张建国、刘以嵩参与了以国家计委国土局、国家科委国家遥感中心为正副组长单位的国土普查卫星应用协调小组办公室工作。同年7月，中国、巴西签署议定书，核准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被称为南南高科技合作的典范。根据国家工程计划，资源卫星数据接收在北京地区利用中科院密云站，数据预处理系统负责单位未明确。那份上报文件有不止一个带国徽的章。多年以后中国资源卫星项目成功、举世瞩目，在中国陆地观测卫星工程和中国遥感应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加几次会议后，我开始认真参加国家遥感应用工程体系的工作。那时，前辈王大珩、吴道纲等都给过我很多鼓励。从资源卫星应用协调小组办公室到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筹备处、再到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来自各个部门的同事各尽所长、没有扯皮，齐心协力、效率较高，在陈述彭总设计师的领导下，构建起中国资源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总体框架，包括组织方案和技术总体方案，展开了一批相关调查研究。兼任资源一号应用系统副指挥长胡如忠为人忠厚踏实、认真做事，有诚信有威信，为推动我国遥感应用做出不可替代的积极贡献。

      1991年4月国家批准成立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由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负责业务领导，航空航天工业部负责行政管理，重大问题由国土资源卫星应用协调小组协调。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单位题字。12月24至26日召开第七次协调小组扩大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有关单位代表孙家栋、王大珩等和地方代表共近百人参会，被称为“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成立后的第一次协调小组会议”。地面站的人都参与了技术方案研究，其中刘以嵩和我分别是接收分系统和预处理分系统方案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地面站处理室副主任厉银喜手绘的预处理系统硬件组成框图曾受到一致夸赞。

      准备建设资源卫星应用系统，一方面要抓数据服务，一方面要抓应用推广，这两方面都是大事。为了促进应用，我和石油勘探研究设计院史久浩受命起草中国资源卫星用户协会章程提交了讨论（章程自然不是我们那稿）。久浩老兄博闻强记、头脑出奇灵活，讲起当年学得图像处理系统秘诀可谓惊险绝妙，被道纲前辈形容“别人才转90度，你已经180度回来了！”数年之后才得知他是我发小的表哥。因有起草地面站用户委员会章程的经验，我们信心满满。不料协会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批准。经多方奔走，尤其有胡如忠的一帮好友拔刀相助，如山西霍玉林、湖南刘侠、陕西管海晏、江苏赵锐、东北刘玉机等各地遥感应用专家，终于到1993年10月，全国地方遥感应用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香山召开（见图9）。

      一段时间后遇见胡如忠，谈到他打算成立一个咨询机构，“为国产卫星应用竭尽努力”一番交心触动了我。全国地方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1996年3月16日正式成立，德高望重的庄逢甘、陈述彭两位院士担任主任。当时有15位副主任，我也是85名位委员之一。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至今仍在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等工作。

图9 全国地方遥感应用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合影

（1993年10月5日北京香山）

（二）建设中国资源卫星数据接收系统。

      建设中国资源卫星地面系统的方案，最初计划经费由几个单位共同集资5500万元，包括建设数据接收、预处理、产品分发服务、应用示范、应用模拟等五个系统。十几年后这些钱完全不够用，压力山大。为了应对中国资源卫星数据接收系统的建设急需，我向几个部门反复争取，得到国家计委和中科院机关马德秀、李志刚、邢淑英等领导明确的支持，最后还是靠国家计委高技术司，将那一年给中国科学院的可调配经费全部给了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从经费方面保障了工程实施。因此院里好几个研究所的项目搁下了。 

      为了完成国家任务，由以潘习哲为首的地面站全体领导班子成员组成项目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实施的项目组我为组长，组员包括密云站站长韦银高、处理室主任厉银喜、地面站副站长杨宝森三位，地面站可谓全力以赴。1995至1997年是建设准备和技术设计的最关键时期。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征地，紧接着启动天线基础建设。1997年底起，为了赶时间同时保证质量，负责土建工程的地面站副站长杨宝森和切了大半个胃的关增元，捂着军大衣、罩着几层棉衣，天寒地冻日夜守在施工现场。

      经过研讨和招标，1997年5月与美国Scientific Atlanta、Husghes STX（班底是当年SASC，很快改为Raytheon STX）签订中国资源卫星数据接收系统、数据记录评价系统项目合同。一天上午突然接到负责物资采购的张利军的电话，让我立刻去电子工业部。进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文件材料堆满一室。那位司长开场白就说：我担任过总工程师。你若不讲清楚为什么天线只能进口，你就难以过关。这是在为国务院审查提供专业意见。对此，我提了三条理由，结果申请很快批了！这是我经手的唯一一部进口天线、是地面站第二部天线，口径11.28米，23年后的今天仍在一线服役（见图10）。从此之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使用的天线全部国产化。

图10 1998年9月吊装中国资源卫星数据接收新天线

      在建设我国资源卫星数据接收系统项目中，地面站除派出业务骨干参加技术培训，更直接参加系统方案设计，承担研制任务、参加系统的软件开发，不仅成为项目的重要力量，而且为我国陆地卫星地面系统发展培养锻炼技术队伍。刘建波、林友明、冯钟葵、章文毅、赵克明、张宝全、赵维元、祁大勇、周自宽……涌现出一批精兵强将。日后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贡献、获得成绩。

（三）第一颗中国陆地卫星的第一轨数据。

      中巴地球资源一号卫星终于在1999年10月14日中午升空（见图11），卫星发射后第14圈开始向地面发送遥感图像数据。首轨数据便成功接收、实时快视成功处理显示。这一刻举世瞩目，记得与载人航天并列入选当年国内某十大新闻。这是中国航天的大事，是中国对地观测的大事，也是我一生的大事。从此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开始为中国卫星服务。努力奋斗20年迎来此时，不枉此生，心里充满感动！

图11  1999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对地观测卫星

中巴地球资源一号卫星升空

      与各方面的情况收集、讨论判断一夜未停，第二天清早从太原飞返回京，司机班长李长江来首都机场接我。以工程大总师孙家栋先生为首，浩浩荡荡一队从顺义直接驱车密云，我们正好引路。北京的秋天阳光明媚，潘习哲、潘锦杜、王杰生、杨建国等已在迎候（见图12）。

      那天国家计委、航天部、中科院等有关方面专家领导来了三、四十人。机房拉了带子，围起接收机和记录器，孙家栋、王礼恒等来宾在控制台前观看。预报的进入接收范围的时间到了，可以从窗望到天线已经置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功率计、频谱仪等却都毫无反应，空气紧张、一片死样寂静。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总体室主任刘绍安举着一张纸，潘习哲急忙带他到机柜前来找我。我快速问了情况，从心里感谢他危机时刻的相助，但“请稍候、正在重置参数”，继续既定动作。万玉敲击键盘的手微抖，宝全小心翼翼试探着设置偏离量，一分钟内克明搜索到信号：波谱图形立刻浮升起来，就是它！系统的快视屏幕上开始一步步跳出中国陆地观测卫星首轨遥感图像。

图12  1999年10月15日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密云接收站成功接收

我国首颗对地观测卫星中巴地球资源一号的首轨遥感数据

（图中后排右1.孙家栋总师、右2.航天部副部长王礼恒、右3.航天508所所长陈世平、右4.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站长潘习哲等）

      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各家相互道贺后，吴美蓉严肃地与我握手说“下面就看我们的啦！”声音清脆高亮，明显也是讲给身边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在场人听的。放鞭炮、合影（见图13），带走原始数据并向我要了一截快视图像。孙家栋总师表示“第一通鞭炮响是发射成功，第二通鞭炮响是星地链路建立，第三通鞭炮响是星上天线展开，第四通鞭炮响是有效载荷数据收到，这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

图13 庆贺中国卫星遥感首轨数据成功接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